走向一种新的“地方性”——徐好好对话何健翔、蒋滢

源计划（建筑）工作室（O-office Architects）是何健翔与蒋滢2007年在广州创建的独立建筑师事务所。何健翔与蒋滢两位建筑师早年都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，之后分别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和法国凡尔赛建筑学院继续求学，并在欧洲和中国的工作中积累了多年经验，2007年开始独立实践。他们一边探索当代南方城市动态发展条件中的建筑可能性，一边通过设计观察空间和社会经济现实，关注珠三角城市历史和记忆的存续，关注新型的集合居住形态，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有南方特点的空间设计和介入策略。

2012年，源计划工作室搬到广州啤酒厂的旧厂区，在酿酒筒仓顶层改造的工作空间中继续设计实践和研究。2015年源计划被美国《建筑实录》评为当年全球十大先锋建筑事务所之一，2017获英国《建筑评论》新旧介入（New into Old）高度赞誉奖、德国ICONIC建筑奖和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大奖终极提名，是南方最活跃的建筑事务所之一。

访谈全文刊载于《建筑实践》2019年7期 P176-183

采访：徐好好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）

采访时间：2019年6月

徐好好：2015年，何健翔建筑师在我组稿的“建筑治愈城市”专辑中讨论了建筑的“内在风景”（《新建筑》201503期）；2017年，何健翔、蒋滢两位和我就集体主义生活空间有过一次现场对谈（《建筑学报》201709期）。之后，我留意到源计划陆续完成了万科的系列居住项目、深圳印染厂的系列改造项目以及连州摄影博物馆项目。今年刚好又过去两年，我想，读者会关心源计划在这些项目里有哪些持续的思考？

何健翔：如果说“内在风景”是一个阶段总结，那我们现在仍处在这个历程中。所谓内在风景，是我们对泛化城市、对无尽的复制性展开的批判性实践，是我们创造的某种与基地、场所的内在关联，以及对外部城市非叙事、纯生产的回应或者抵抗。

无论居住、学校还是文化建筑，我们都延续了这种对城市的看法与策略。即便建筑的尺度、呈现的外在以及本身的历史发生变化，我们还是坚持在设计中强化对时间性的捕捉、对叙事性的把握，注重结合城市的形态研究。

万科松山湖住宅产业化研究基地集合宿舍 © 张超

徐好好：例如集合式居住，你们对事务所项目或者相似案例的持续研究是什么？设计中的改变又是什么？

何健翔：城市和社会关系的演变是我们最关注的问题，我更倾向于其中的共性。

松山湖、八社、天河创想的单元都有很强的限定条件，松山湖是万科的装配技术模数，八社受原来建筑的单元限制，天河创想有商业上的计量。所以最终我们的精力都放在了建构微型细胞，并用细胞间的关系来回应社会经济的改变。说到学习或者自身的参照，我们会讨论从大院到原子式的居住行为变化，比如松山湖用保持居住单元独立性的方法，去产生新的集体交往，让过去居住的公共性产生松散和裂变，再回到某种个体自由的合一。

蒋滢：因为市场和外部环境复杂多变，所以我们更注重对问题的“反应”。这个词可能比“回应”更准确，项目经常有特定的线索，但设计往往没有“因为所以”的逻辑关系。

像松山湖，住户是万科建研中心的工作人员，本身有关联性，而八社是中长租公寓，地处城中村，人员流动性大，户型尺寸也更宽松，住户有自然的内向性，相互间的关系就完全不一样。即便抛开基地和背景，讨论人就已经如此丰富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居住的研究。

早年我们参加过一次关于未来居住“NE(S)T SPACE”的竞赛，讨论过居住单元体的细胞模式，以及基本母题对多变形式的应对，这个观点到今天还在我们的工作中延续。

最近我们在广州历史城区的恩宁路又有一个集合住宅研究，这个细胞不仅仅在空间尺度，也在产权分配中体现了社会的一种基本形态，如果能继续完成的话，可能会让我们的住宅项目呈现出一种更饱满的状态。这就是我们在珠三角做设计不能回避的问题，也是我们最大的特点——偏向研究的设计方法。

棠下握手楼——“三明治”式的垂直立体社区

徐好好：这是不是指在空间策略上的回应？例如公共部分和居住层级的问题，不同层级的使用者在什么层面上共处，如何共处，有多大的空间，供多少人使用，是在这个层面上回应吗？

何健翔：不完全是量化研究，更多还是类型学的。如果以充足的数据来回应类型，好像完全来不及应对社会发展的时刻变化。我觉得有时候直接的设计切入，本身就是一种对社会或者对事物的研究，一种很好的介于实践和设计之间的研究范式。

徐好好：也就是说某种社区公共性的东西，有可能在其他项目中也有一致的表达，但是针对不同的类型，它的封闭或者开放在设计中是不太一样的。

蒋滢：对，变化如此之快，当你搭起传统类型学框架的时候，可能其中的一部分已经变了，整个系统也随之发生变化，所以我们强调的还是用设计本身，用最直接的方式去定义类型。创造性地回应这些变化，同时保持独立思考，我们真正能面对的不变的事情，是如何回应这座城市以及这个时代。

棠下握手楼——重构首层的公共空间

徐好好：所以要用设计的“度”去回应城市。我想问一下，摄影博物馆在连州城的街道上，左右是比较连续的街廓，还有骑楼存在，设计用抽象的几何框架和半透墙面嵌入公共界面，这个具体的设计尺度与城市认知是什么关联呢？

蒋滢：博物馆刚刚开始建设的时候，对面就建起一个尺度超大、空间很高的学校，围绕老城，已经有不少突兀的高大建筑。连州城市很小，自然山体也小，在这种异质的介入下，如果建筑没有形态复兴的考虑，就会被这些强烈的异体打碎。所以它需要一个形象，这与我们设计之初希望创造的首层公共性不同，那更是一个打消边界的过程。

何健翔：补充一下，连州博物馆这块基地原来是一个果品仓的小工厂，沿街就是面宽跟博物馆相似的三层仓库。它和旁边的幼儿园一样，是一种机构性地插入街道的节奏。

连州摄影博物馆 © 张超

徐好好：所以不做碎化的立面，去回应旧城的尺度。这是把建筑加入到城市习惯性空间模式体系的设计？

何健翔：是有这个考量。我们希望用建筑实现所谓规划的、城市设计的整合，建筑的直接介入可以衔接，或者弥合不同层级上规划和最后建造的关系，以及与使用者的隔阂，这种新的场所就建立起某种微型的地方性。

另外，摄影展和连州这个地方的关系也比较有趣，它是一群非本地艺术家发起的活动，虽然策划者有意识地让展览落在传统城市里面，但还不足以形成一种新的在地性，所以我们的建筑要利用事件给城市带来的影响，回到土地本身，创建出一种我们希望看到的新的地方性。

徐好好：如果换一个尺度，回到设计的微观层面讨论这种地方性，源计划的很多建筑都用了现代工业材料，但是砖、瓦、玻璃、钢的组合，没有一般的工业化感，反而出现了某种地方化的感受，这是我一直很感兴趣的地方。

何健翔：我们经常遇到项目造价或者成本的问题，换了其他地方，可能用本地工匠或者本地材料就能解决，但珠三角的传统工艺工匠已经很少了，我们能选择的材料，好像跟市场上的商业选择也没有太大差别。

即便如此，我们的做法跟大型的公共建筑、商业建筑还是不太一样。有时候所谓的材料组合，就是把材料放在一起。我们的方法更多是讨论材料本体的特质以及材料与场地、建造方式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也很注意并乐于与施工队、与建造方直接现场沟通，找到解决方案，这是为什么我们的房子会呈现不太一样的原因。

蒋滢：这跟我们的设计方法一脉相承，在设计中一贯强调概念性。除非很特别的案例会从一开始就直接对应某种材料，在概念方案阶段，对场地关系、空间类型、材料做法都应该有一个相对抽象的定义，然后再依据这个定义开始具体材料的探索。

刚才说过城市的背景差异、变化纷杂，所以不管哪个项目，材料使用的基本原则都是尽可能节制，尽可能简单，因为即便如此，也会因为城市和过程中的复杂出现多种的可能性。

我们的每个项目最终用了哪一种具体的材料，可能并不是项目呈现不一样形态的原因，真正的原因还是它背后的概念，和我们在这个概念底下专门设计的组织和建构方式。

徐好好：既要关心构造体系的衔接，也要注意材料关系的叠加。说到这个，我一直觉得源计划在材料层次的组合上有种雷厉风行的劲头。

何健翔：就像广东文化一样特别生猛，我们跟工人一起，每一个在场在地的反映，就出来这样一个结果。

徐好好：所以有一个大的策略，才有设计的精确。这可能不是一种建筑师特定的对某种材料质感的表达，而是一种相互的学习，一个与城市物态连续性的对话。我理解两位建筑师就是带着这样的态度去做设计，所以在细节上、在空间上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倾向。源计划这两年，在技术、结构中持续体现着职业能力，在立意上也越来越呈现出明确的自省。谢谢两位的分享，下次再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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